恐怖肆虐后,这些异质与残缺恰是我们记忆的实况

2020-07-09 浏览量: 603

恐怖肆虐后,这些异质与残缺恰是我们记忆的实况

我们的起点是一九五○至七○年间,白色恐怖当事者遭枪决后留下的遗书与书信。部分书信在当事者枪决前,等候判决阶段就寄回家中。但遗书则要到枪决后一甲子,在民间社会施压下,才由政府归还家属。不论哪一种材料,这些当事者早已于五、六十年前,就丧生于新店溪畔或安坑山脚的刑场中。死去之人,早已无语,这些文字就成为后人理解他们生时容貌的有限依据。

同年代的材料中,除书信外,还有官方写下的判决资料。透过这些保存尚称完善的卷宗,能看见对事件截然不同的描绘。一九四九年在外有中共战争威胁,内部统治又不甚稳固的情况下,国民党官方透过勉力部署的警政、户籍、情治机构与戒严统治,将或实或虚的反抗者通通冠上叛乱罪名,然后透过祕密审讯与逼人相互出卖的机制引导,写成一张张生杀予夺的判决书。判决资料记载着官方从各种口供、自白中建构的故事,也就是其视角下的「犯罪实据」。而这些事实,又成为处以重刑的主要根据。

于是在一九五○至七○年代留下的两种文书──「遗书」与「档案」间,就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。一方面是当事者留下的讯息,既有理想的余音,也有对家人的难捨与愧歉;另一方面是当局的纪录,「证明」这些人如何罪大恶极,须以国法惩治。当年的两种对立位置──抗争者与执政者、无力者与掌权者,其相对的视野与价值观,就透过这两类文书,绵延袒露在一甲子后的读者眼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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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上面两种文本,是在当年的某个当下就沉澱了,那幺,还有一些不同的记忆,则是在其后五、六十年间,用缓缓呼吸的方式,绵延于时间之流,持续地刮写、增补、删减、扭曲……甚至是加上幻想的元素。相对来说,这些记忆仍是「活」的──这是说,记忆虽已被当事者建构,但其内容也会随新材料的出土,或「反记忆」的浮现而发生牵动。正因为有这种「可变性」,所以不同于「写完,就死了」的文字,可称之为「活」的记忆。

这些记忆多由一九五○至七○年代白色恐怖的倖存者写下,包括当事者的难友,也包括其亲人、爱侣、好友……这些曾于此世上,与早殒的星子相遇的众生。

当年,至亲至爱被枪决,对倖存者是巨大的生命冲击。地下革命伏流的年代,由于祕密抗争的纪律,抗争者的理想与心迹,无法在「革命成功前」对亲友诉说,而历史也走向他们非预期的方向──革命没有成功,抗争被全面镇压。当生者死矣,曾有的心志,也随生命终结变成永恆的祕密。对于倖存的亲友来说,空缺的不但是至亲的永恆缺席,就连被捕的理由,也常常成为震撼中未解的空白。因此,倖存者的余命,便不断在频频回首震撼的旅程中,不断为这个空白寻找可理解的一套诠释。

诠释空白是痛苦的,彷彿在有限的、捡拾来的资讯中,尽量拼出一个自己能够理解的真相,好让莫名其妙的死亡变成可理解的死亡。同时,在故事的捡拾之旅中,也试图去确认凶手是谁?凶手的意图?凶手的手段?凶手的道德评价?并让自己的怨恨与悲伤,有了可以针对与宣洩的对象。

除此之外,在戒严体制下,即使是受害者家属,也要遭受官方的监控与约束,在居家、就学、当兵、就业的过程中,他们常受到各种程度的「特别照顾」,并相对剥夺其权利。这使得亲友的恨,不仅是「夺去所爱之恨」,也包含对自身权利遭侵害之恨。新仇与旧恨,成为倖存者记忆中,必须加以诠释的重要经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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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国家暴力对广大人民的侵害,我们必须记住当权者「不愿我们记起」的事实。但是,在强调「记忆」的重要时,也必须诚实指出,上述的三类记忆──当事者的书信、官方判决书、亲友的回忆间,通常不存在一致的内容。一方面,各类记忆的内部,可能就存有歧异;另一方面,不同记忆间,也常有显见的矛盾。

这种差异一方面源于位置与视角的差异,例如抗争者与统治者的立场差异。另一方面,即使同样是抗争者,对于单一事件的观察、体验、感受与所能获得的资讯,也常受限更细微的位置之别,而有不同的记述。何况,人的认知、情绪、感受、习气等常有分别,都影响了主观视角的描绘方式。此外,「时间」也是重要的变数。在漫长的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甚至六十年的旅程中,不断思辨与面对逐渐涌入的新讯息,常常使记忆的内容不断改写,呈现有别于前的面貌。

「国家暴力」的身影尚未清晰,但时间与空间,已造成了记忆的分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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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,是我们的书写。

如果,我们把当事者的遗书、官方的判决书、亲友的见证,视为不同质地的「第一手见证」。那幺,作者们基于这些材料而展开的书写,则是「(再)记忆」的工作,或说是对第一手材料的二手/三手/四手……诠释。转手多次的诠释,理应相对失真。那幺,我们为何还要编写如此艰难的一本书?

一个理由是这样的。上述各种不同的叙述者,分别在事件中占有不同位置,其记忆分外地真,更宿命地与自身命运紧密相连。可是,也因为这样的紧密,使他们鲜少有机会对不同版本的记忆,用更冷静、疏离,甚或怀疑的态度,看待其中的暧昧与分歧。本书作者们,若还有什幺优势,不在「知道的更多」,而是对「知道的太少」有了自觉,较能以怀疑的姿态,对过于直率、稳固的记忆,抱持反思的态度。

对于认清历史真相,这种怀疑并非毫无助益。古老寓言就曾告诉我们,一群盲人摸着大象,会因为各自的位置,从有限的触感贸然断定「大象是什幺」。面对长达三十八年、错综複杂的白色恐怖,它正是我们眼前的巨象。当我们走进黑幕,试图殷切求真,就需与怀疑的自警相伴而行。也许可以将宏大而划一的「史实」视为目标,却也必须对记忆生成轨迹的暧昧难解抱持警觉,避免迷失在记忆田野中却不自知。最后,我们必须对国家暴力带来的死亡,怀有真正的畏惧──当终极的手段,剥夺了生命,不只是性命的终结,关于人活过的身影、心境、抱负等坚固的史实,也随子弹穿过胸膛的瞬间,葬入永恆的谜团了。

本书的目标,不是对每封遗书/书信的主人,提出一套声称全知、宏大、绝对客观、斩钉截铁的叙事。相反,书里为各位展示的,是从这些遗物开启的记忆旅程。这段旅程,从残简出发,路经了敌对的档案叙事,再通向五、六十年后生者对逝去者的诠释与情绪,交织出一个複杂、间以空缺或矛盾的空间,但也更阻止我们自溺于得到真相的虚幻感受。这是史学的空间,也是文学的空间。在这里面,不一致与一致同样常见,记忆与空白也始终相伴随。因此,读者也许会发现,关于逝者的容颜,经过谨慎的思辨后,我们能勾勒的终有限度。至于记忆的主体也是多重的,各自对过去怀抱不同的记忆版本。我们相信,这些异质与残缺的状态,才是白色恐怖肆虐后,于我们记忆的空间留下的实况──伤口不只穿过牺牲者的身躯,也凿破后人记忆的基础。

所以,本书不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「传记」或大叙事给读者,尤其是「人权受害者」与「抗争英雄」两种常见类型。而且我们也不仅仅从政治面去诠释与追忆政治犯的死亡,更想同时呈现这样的事件,如何影响当事者与亲友的生命轨迹,并迴荡成生者数十年未曾走出的生命课题。许多空白,反映的正是对国家暴力的深刻警觉,子弹夺去的不只是政治犯的性命,也夺去了后世完整记忆的可能。总之,往昔的残缺,今日的刻版印象,都是在这趟书写之旅中,我们希望谨记在心的挑战。

这本书是我们初步尝试的成果。面对「记忆的艰难」,我们敬畏地写下这些文字,并谨记暴力曾经发生过。追求真相,不一定能带来和解。但面对和解的可能性,对真相保持虔敬,却是根本的义务。因此,本篇文章并非为这些遗书作结,而是想提醒台湾社会,在探索历史的旅程中,另一种可能、可行的摸索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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